徐乐乐

我画中国画已有不少年头了。所画的题材一直很固定，可以说是对传统亦步亦趋。画女子不是闺阁幽思、仙境神游，画男人则表现传统的文人思维：淡泊的、儒雅的、闲情的、懒惰的，不是高士，便是隐士，不是竹林七贤，便是饮中八仙，总之一个个都是一副做不成大官，只好退而寄情山水的典型姿态。

一句“进则匡扶社昇，退则独善其身”的名言，实在一语概括了中国文人的处事纲领。当然啦，在官场蝇营狗苟，这一题材既不入诗，也不入画。可是自古以来很少有几个诗人、画家不是先尽一切努力去争得官场一席之地的，只因位置有限，不得已，安心做艺术家。辞官而去的陶渊明，说的很明白：不为五斗米折腰。若是五十斗呢？嫌官太小也。辞官归田这一情节到是很入画，陈老莲画中的陶渊明，将印解下丢给一哈腰弓背之小人，那神态之不屑，煞是风光。历代诗词中歌颂这一壮举的比比皆是，将之奉为最佳理想归宿，可是陶公自己呢，辞官之后的生活可就惨了。

唐代王维的一首诗给我印象很深，当然是通过注释，诗中王维具体而坦率地劝孟浩然不要太急于求仕。“无劳献《子虚》”，意思是无需以献赋去谋求卑官微禄。我孤陋寡闻，诗歌可以派这个用场，这会才知道，再一想，画画也何尝不如此，再一想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嘛，天经地义也。以为山水诗人王维自己可以超脱了，可一读其生平：“王维因负罪谴，无可奈何，因此隐居终南辋川时期与山水契合无间。一旦被张九龄起用，就和山水疏远了。”也免不了。

一定也有例外，元代倪瓒的画我一向仰慕。简介中有这么一句：“家豪富，元末卖去田庐，浪迹湖泖。”可了不得，一句话里包涵的信息之多，且样样让人惊异。家境不止富裕，而是豪富，古来画家几人有如此福气？可是看他的画，疏林萧条，弃绝人烟，哪有一点豪富的踪影？难道真应验了一个说法：唯其丰裕，才有颓废？我想倪瓒定是不屑做官了，不过还得说明一点的是，元代文人不仕着颇多，朝廷被蒙古人占去了，大汉民族深以为辱，所谓“乱世之后，闭门深思”是也。且慢，这位出生豪门的画家让人惊异之处还不止此些呢。喜欢读周作人文章的人们大概会知道他的名言：“一说便俗。”周作人对自己和鲁迅之间兄弟失和不提，就是以以上四个字作为遁词。读了他的自传之后，方知源于倪瓒。转抄如下：“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，绝口不言。或问之，元镇曰，一说便俗。”好一个倪瓒云林，真沉的住气也。

话说回来文人失了意，转而独善其身，以淡泊为最高境界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中，除了远的屈原，近的王国维，两千年绝少有艺术家仅仅为失意绝望而自杀，可见其化解痛苦的作用。当然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到了如今，大多数画家倒是真可以堂堂皇皇地自称不屑做官了。但是官欲可免，这个世界却绝不缺少其他可供刺激的世俗欲望，比古代人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能够真正安心画画的福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。再回到我的题材上来，画的是超俗了吗？好比很多古诗中表述的、做着官却思念着鲈鱼脍，泛舟东湖，不过是在纷乱浮躁、急功近利的世界中一个遥远清纯的理想，燥热的夏天里一杯清凉饮料罢了。